文 风青杨
“煎饼摊大妈月入3万，而读了985，211的你，为什么还一无所有？”、“大爷卖烧饼8年，浙江7套房”、“山东煎饼村，家家买豪车，盖别墅”。对于煎饼摊，坊间一直不乏各种“神话”，仿佛其是无本经营、一本万利的典范。然而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这个小业态进行剖析后发现：经营1家小小的煎饼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容易赚钱。(新浪财经）
这样的新闻这几年好像尤其的多，比如：石旺军在武汉卖烤红薯，他说去年秋天和冬天，一天卖100多斤，一个月赚一万多。在武汉做手机贴膜生意的赵周桥说，三年前最多一个月挣3万，现在做满30天，一个月挣1.5万。河南大学大三学生胡睿文，拿5000元压岁钱先进了一批箱包在网上销售，后又陆续上了鞋子、丝巾等，一年营业收入达到80万元！21岁的她已成为某护肤品网店4城总代理，月账面交易额近百万…有一种新闻，叫别人的贴膜，别人的烤红薯，别人的网店…（南方日报）
这个时代，钱已经成了衡量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准，但是动不动有人说如何年入百万，年入千万。不论是卖煎饼的大妈，还是卖烤红薯的大妈，仿佛只要“月入三万”就连吵架都变得特别有气势。但衡量一个行业的前景最基本的指标就是准入门槛，满大街都可以是卖煎饼的摊（只要城管不拦你），成本最低几百块或者几千块就可以开张，也不需要太高的专业技术，这样的行业能不动不动就“月入三万”？
还记得上海那位做葱油饼的老伯吗？人家可是专此一行做了34年，上过BBC且每天都是顾客排长队还要限量购买，他的葱油饼的卖价也比煎饼的价格要高。照理说，他的收入应该要比这位卖煎饼的大妈收入高吧？
这位上海老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我现在每天卖300个左右的葱油饼，每周休息一天，然后再去掉请钟点工帮忙的费用和其他成本，每个月能赚到一万多块钱，无法支付那么高的房租。而且我身体不好，如果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开店，身体吃不消。今年夏天停业了两个月就是去住院了，我的腿部静脉曲张很严重，就是做葱油饼的时候每天站立的时间太长了，平常6点钟开门，下午3点差不多卖完，要站近10个小时。”
事实上，媒体报道“煎饼大妈”月入3万，和以前的手机贴膜月入一万五一样，也不乏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考量。必须明确，即使真的某一个月“月入三万”，这样的收入在这两个行业只是个别甚至小概率事件，但这些报道“正能量”的媒体记者难道不知道内情吗？如果知道，新闻记者标题为什么还这么处理？难道真如网友所说：这是新闻技术需要，追求的那是个“吸睛效应”，要的是瞬间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所以弄了个“此处是金山，赶快来贴膜”的震撼标题？
有网友更是现在说法称：真能编啊，当我不认识卖烤红薯的大爷啊，我是东北人，一年里能烤多少天？一天能赚多少，在室外冻得要死要活的，那大爷有个儿子，结婚时都没钱给儿子买房子，老俩口和小俩口住在50多平的房子里，要按照这个新闻的写法，那大爷都得富得流油，处处是别墅了。
但单从数字来看，“煎饼大妈”月入3万足以“秒杀”诸多高学历白领，无怪网友纷纷表示“羡慕嫉妒恨”。不过这份嫉妒多少有些矫情—有多少人能承受““煎饼大妈”工作的艰辛、适应其工作环境呢？大多数人怕是宁愿拿着低工资而光鲜亮丽地坐在写字楼里，也不愿高薪去体验“煎饼大妈”那“早出晚归、缺乏保障”的练摊生活。他们起早贪黑，为了占好位置不分昼夜，全年无休还没有五险一金，养老也是大问题，而且他们无照经营的克星显然就是执法大队——城管，见到城管，生意就没法做了。
更重要的在于，月入过万，其实只是一个表象，更本质的问题在于，散工式的小摊小贩，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性质、户籍壁垒都使他们与稳定的社会保障绝缘。风餐露宿、起早贪黑的劳累不说，还得时时提防无处不在的城管执法，而他们又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行业组织，维权平台阙如，协商、沟通能力孱弱，更无形中增大了他们的生存压力。综合各种因素观之，所谓三万的高收入，不过是纸上画饼，看起来很美罢了。
但部分媒体总翻来覆去的报这样的新闻，用意何在呢？当下一大堆青年出路艰难，将一个未必是范本的事件炒作成了致富新方向，难免误导了公众，还要教育强国吗？读书十几年，还不如早点去摆摊？不能否认有人确实能在这些行业赚到钱，但也不至于那么夸张，而且也只能是个例！大部分从事这些行业的人，生活也不是说那样好！这样的报道，想达到什么效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