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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割麦子,我都有想死的心

 割麦子是我这一生最不愿意干的活儿,没有之二。

    我家种地最多的时候,有十三四亩,这是按面积统计的。如果按块儿算的话,也有十三四块儿。最大的不超过两亩,最小的一两分。最高的几乎在山顶,最远的要走近一个小时。通往地的路,最宽的可通架子车,最窄的两人相向错不开身。

    麦忙天到了,母亲的脸上满是愁容,父亲的脸上尽是急躁。往年的经验告诉我肯定“在劫难逃”,脸上写满了不情愿。可已经焦头的麦子是不等人的。这是一场战争,父亲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打无准备之仗。

    头一天下午,父亲拿出几把已经锈迹斑斑的镰刀,在院子里的磨石上,撩着水,来回细细的磨。磨一阵,拇指在镰刀口上刮一刮,感觉一下锋利的程度。然后把架子车轱辘的气打得足足的,撂地上能蹦起多高。车尾插上拉麦子的专用工具——仰角。拿出一捆指头粗的麻绳,挂车把儿上。
   
   
    还有一个主力成员也是跑不掉的。为了让它吃得饱,明天好有劲拉车,父亲到晚上要起来两三次,给它添加草料。

    母亲蒸了好几笼糖角(三角形的馒头,里面包了红糖)。有时是支起油锅炸许多油饼。拌了咸菜丝,装玻璃瓶子里。

    早上五点钟左右,我就从被窝里被揪了出来。揉着眼睛,一走三晃,来到院子里。父亲把牛绳塞我手中。

    我牵着牛,牛拉着车,哥驾着车。姐背着吃的东西。爸妈一溜小跑,不一会儿,就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

    我是重点专政对象。父亲给我划了一小片麦子,命令我割完才能休息。早上的露水很大,麦秆很润且有韧性,我力气小,割不动。气恼了,把镰刀一扔,揪着麦秆连根拔。父亲在远处发现了,大声呵斥,再这么干,就过来揍我。我只得拾起镰刀,一次握住五六根,像弹吉他一样地割。

    爸妈的腰弓的像个虾米,头使劲往下扎,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割一大把,用镰刀拢着,转身放在身后的麦腰(用两小把麦秆,有麦穗那一头的颈部相互绞缠,然后展开放地上)上。一行麦子,割不到头,头都不会抬一下。哥姐经过几年的专政,早已训练有素,紧随其后。
   
    一行割完,父亲回头捆麦子。蹲下身,揪住麦腰的两头,使劲往一起拉,辅以膝盖的力量把散麦秆压瓷实。然后拉住麦秆两手交错,一扭一压,就捆好了,怎么甩都不会开。单就这个技术,我学了好久,都不得其法,手一松,便又崩开。

    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已割了两个来回。而我,仅仅放倒了席子大一片。即使这样,麦芒还是把两只胳膊上、手背上刺满了红点点。头上脸上汗流不止,抬起胳膊擦一下,又被汗水里的盐分一蛰,火辣辣的痛。

    爸终于发话可以休息一会儿。我迫不及待拿了糖角过来,不管手脏不脏,撕开就吃。母亲早上用铝水壶烧了一大壶水,现在还是温的。大家都直接对着壶嘴喝。

    不过十分八分钟,爸又吆喝着开始干活儿。并特别讲出一套理论,说越歇越累,坐时间越长越起不来。这套理论是否正确,我深表怀疑,却不敢辩驳。

    日头慢慢变得毒辣,脖子露出来的部分,晒得通红。汗珠子从头发窝里往外冒,满脸都是水道子。眼睛已经有些睁不开了,开始用两只袖子擦,后来袖子都湿淋淋的,只得撩起衣襟擦。后背的衣裳被汗水吸住,紧贴着皮肤,难受异常。看得出,哥姐都撑不住了,割一个麦个儿,就直起腰来东张西望一番。

    爸呵斥了几次,不管什么用,不耐烦地冲哥说,去去去去!不想割,带着你弟去装车拉麦子吧。我盼的就是这句话,立马扔下了镰刀。心里想,干什么都比割麦子强。

    我们哥俩开始装车,有麦穗的一头冲里,麦秆朝外,一层层往上摞。有时还需要我爬上去挨个踩一下,直到装的跟个小山似的。最后拿一根长木棒放在最顶层,再用绳子挽住木棒的两端。这时父亲也过来,和哥他们两个,手脚齐用力,叫着号子往下拉。直到一车麦个儿压得像个大压缩饼干,才罢手。装车也是一个技术活,装不好,后果很严重。
   
    仍是哥驾着车,我牵着牛。最喜欢下坡,因为需要我站在车尾上做配重,以减缓车的速度。

    那个时候,路全是土路或者石头路。坑洼不平,一走一颠。麦秆本身就很光滑,随着颠簸,一点一点往外拱。稍不注意,满车的麦个儿“轰”地散落一地。我们俩傻了眼。只得一个个捡起来,重新装。废了好大力气,流了许多汗,终于都装上了,可是没有爸的帮忙,我俩把绳子拉不紧。没办法,只能小心翼翼地走。看着一车的麦个儿颤颤悠悠、摇摇欲坠,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怕啥来啥,没走多远,车子个一趔趄,呼里哗啦麦个儿又是满地乱滚。哥有些崩溃了,眼镜通红,冲我发火:“你这么牵的牛,跑那么快!”我当然不服气,反唇相讥:“还不是你的装车水平不行。”哥冲过来就要打我,我丢了牛缰绳,撒腿就跑。哥怕牛再跑了,捡起牛缰绳,喊道:“赶紧回来,不然回家看咱爸怎么揍你!”我明白跑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乖乖回来,继续第二次装车。

    太阳在正头顶上,一动不动。地面都被晒的煞白,直恍眼睛。没有一处凉荫,没有一丝风。浑身没有一寸不是难受的。我俩也没有一句话。那一刻,十二岁的我,心里只有恨,可不知道恨的是谁。

   
    这一次我们装车更加认真,也尽力把麦子绑的更紧。但快到家时,又变得四分五裂,只好停下车,不敢多走一步。哥回家拿了好多绳子过来,把一车麦子绑的跟个网兜似的,才勉勉强强拉到家。

    我们在家卸了麦子,又回到地里时,已经十二点多。爸妈和姐他们刚刚放下手里的镰刀,都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爸汹汹地看着我们俩,质问道:“你俩咋恁肉类,去哪儿歇了,一车麦拉大半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哇”一声大哭起来。妈瞪了一眼爸,说:“不问孩子咋了,厉害啥厉害类!”转过脸对我说:“别哭了,乖,赶紧过来吃点东西,喝点水。”哥怎么不吃东西,也不说话,一个人蹲到了树后面。

    这块地面积比较大而且离家又远,中午回家吃饭太浪费时间,于是就在地里吃些干粮。简单吃过后,每个人都拿一个麦个儿当枕头,席地而卧。大家都累的一句话也不想说,很快就睡着了。

    好像是还没睡几分钟似的,爸又在吆喝;“都醒醒,都醒醒,两点多了,再不起来,今个儿这块地就割不完了!”

    整个下午我感觉都是在洗澡,浑身粘糊糊的。就盼着太阳赶紧落山。大家最亲的就是水壶。割不了几个麦个儿,就跑过去掂起水壶,仰面朝天咕咚咕咚灌几大口。

    爸估计也是实在累的受不了了,割麦的姿势从站立变成了半蹲,但仍在顽强支撑,一点点往前挪。而妈几乎就是半跪,割一会儿,就得双膝跪地,拿镰撑着地,头挨着镰把儿,休息片刻。

    天色微暗的时候,我们终于把这一大块麦子完全放倒。

    回到家,哥姐去卸车、整理麦个儿。爸把铡草的大铡刀搬出来,我帮着他铡草喂牛。

    等我们回到屋里,母亲的饭菜已经做好。

    平常,爸是只下命令,不解释,我们只有干的份儿。今天估计看我们都太累了,才稍作说明。“不是非要赶这么紧,咱这么多地,不紧紧收了,过几天麦子都焦头了,收到收不回来。”

    妈说:“做农民,就是要受一辈子罪。你们好好上学,这辈子不要再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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