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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中国始终没有民主 搞得一塌糊涂

日期:2018年01月16日 13:51 来源:搜狐 作者:佚名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生于中国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当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周有光先生的观点不一定全都正确,但正如学者秦晖所言:周有光先生真正可贵的地方不在于其着述有多高的水平,而在于其在109 岁的高龄仍然焕发青春,“他比我们很多人都要年轻,现在的社会非常吊诡的是,一些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木乃伊的味道,我们面对最可悲的现实是年轻人年龄还是壮龄,但思想已经行将就木,但周有光先生的语言越来越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热血青年。”109岁周有光的两本新书,《逝年如水》和《从世界看中国》,是他带给这世间的礼物。一为回忆,叙说一名世界公民的百年成长历程;一为言论,传达一名世界公民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的思索。作为“世界公民”,周有光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绝非偶然。

文化

周有光将欧亚大陆上的西欧传统文化、西亚传统文化、南亚传统文化、东亚传统文化对比后旗帜鲜明地表示:“现代文化是科学革命之后自然地形成的新事实,不少人还没有看清它的存在和意义。中国长期封闭,厚古薄今观念根深蒂固,以为文化就是固有文化,东方与西方势不两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时代改变了,这种认识需要改变了。现在再谈中国文化即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了。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

拼音

汉语拼音

现在的人,大多知道周老是汉语拼音之父。

但历史的尘埃常常掩埋了许多东西。时间流逝,吹拂去历史的尘埃后,一个个消失或者记忆模糊的名字,才会鲜活起来。

很惭愧,我学汉语拼音的时候可不知道周有光,而且,我到很晚才知道周有光这个名字,才知道周老还是我常州前辈乡贤。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我去周宅探望的时候,我所做的杂志正在后期制作中,杂志有个栏目“城记”,也是机缘,这一期恰好是我约请我的同乡、常州日报记者沈向阳兄写的《常州,江南风景旧曾谙》。

写常州的文章,人物旧迹,自是不能少了青果巷,那条巷子里,国士竞风流,前有唐荆川,近有盛宣怀、李伯元、陶湘,还有赵元任、瞿秋白、史良、周有光、吴祖光、查济民等。周老小时候在青果巷的居所,与李伯元赵元任是近邻。

向阳曾和老人聊过很长时间,我把约向阳写的文章大样摊在了桌上,给老人看,老人拿着放大镜,仔细读着,读出了声,然后笑着跟我们说,“就是那样的”。

我问老人汉语拼音事。老人笑着说:“谁能想到,我们四个口音很重的常州人,对汉语拼音贡献最大。”

“吴稚晖、赵元任、瞿秋白,另一个是我。”老人曲着手指笑着说,很是得意。

向阳兄曾跟我讲过一个他采访老人时发生的故事,后来也把它写进了我给老人看的那篇文章里:“在周家,见小保姆在用拼音输入法在手机上发短信,老人问:‘谁教的?’保姆笑了:‘这谁不会啊,小学老师教的呗。’听罢保姆言,老人孩童般一脸坏笑。新来周家的她只管精心照料老人饮食起居,哪里知道眼前的老爷爷跟拼音有什么关系呢。”

我读给老人听,老人依然“孩童般的一脸坏笑”,于我印象极深,就像他说自己是“老小孩”,说“口音很重的常州人搞了汉语拼音”时一般的得意。我如今用电脑手机,一直只习惯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法,虽然自己说话口音很重。

观点

周老的微博,记者关注了,有几个涉及吴方言的话题我还曾@与他,不过未获回音。老人给我释疑说,是几个年轻朋友帮着搞的,他们以及其他一些来访的朋友,也会经常给自己讲讲社会上的事,自己经历多了,一些东西有自己的看法——就像当天他谈到的问题,充满了世事沧桑之后的睿智与明理。

不过老人说自己年纪大了,前些年已看不了电视,反光。只能看些书杂志之类的。老人说,当年自己是精通英语法语日语,但年纪大了,只能看看英语了,其他的忘得差不多了。这是岁月的印记。

提起“文革”之后,国家安排他去法国开会(后来查资料,似应去华沙,但老人口述是去法国,不知是否转机)。“什么也没有,自己翻出一件旧西装,穿着就上了飞机,到了法国,也没钱,好在在法国的当年的老朋友看新闻说自己要到法国开会,就去机场接我了,否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苦难和挫折在这个百岁老人的口中,都是笑眯眯地轻描淡写。老先生很健谈,从杂志的刊期,到人的思维;从朝鲜战争,到苏俄史;从故乡风物,到互联网技术进步,到对民主对未来葆有的乐观态度,尤其是对当下世界大事的资讯和判断,都让我吃惊。

聊天中,老人口齿清楚,谈到过去的往事,想起好笑的事,经常高兴地笑起来,像个顽童。看到常州人送的手工做的特别小的手工小红绣鞋,老人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2012年3月,周有光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由于自己参加了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而因此逃过一劫:“反右运动,美国回来的大学教授都是‘右派’,有的就自杀了;我的好朋友都自杀了……我逃过了一个上海反右运动。”他表示:“我们都相信他,都相信毛|||泽 东这话,要搞民主的,不知道他上台以后搞了最最坏的专制。” “中国将来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只要中国一天离不开共产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无法摆脱黑暗。” 同时他并没有为自己回国而感到后悔。

2013年3月,周有光表示中国须弃专制走民主路:“中国不适合民主?这等于说中国人不适合吃西餐一样荒谬。” “贪官当然要抓,但抓了贪官不等于政府就好了,问题在于专制,不是贪官。专制下必然有贪官,民主制度下贪官少,因为人民可以讲话,你做坏事我下次不选举你,专制就不行。 ” “我们的宪法规定得很清楚,人民有很多自由,但现在一样都没有;宪法上有民主条文,但是空的,没有真的东西。大家希望它能够慢慢开明。”

2014年2月《德国之声》转载德国新闻周刊《明镜》引述周有光的话说:“我一生中只对一件事情感到遗憾,他们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始终没有民主。搞得一塌糊涂。”

原标题:周有光:再谈中国文化即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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