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作家盖伊·特立斯《邻人之妻》小说原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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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溜下床，背对着她，赤裸、苍白、瘦削，他走向窗户，微微弯下腰，拉开窗帘，向外看了一会儿。他的背部洁白美丽，紧实、漂亮的臀部有着优美精致的男人味，脖子后面有点儿泛红，线条细腻，可是又结实……
 他耻于面对她，因为这欲望勃勃的赤裸。他捡起地上的衬衫，挡在身前，向她走去。
 “不！”她说，同时从垂下的乳房之前伸出手臂，“让我看着你！”
 他扔掉衬衫，静静站着，看向她。太阳从低低的窗口里射进一束光，照亮了他的大腿和平坦的腹部，勃起的下体颜色发暗，看着烫人，从小小一丛鲜艳的金红色毛发里升起来。她又惊讶，又害怕。
 “真怪！”她慢慢地说，“他站在那儿多奇怪！这么大！又这么黑，昂首挺胸的！他就是这样？”
 男人低头看他苗条、洁白的身体前面，笑了起来。结实的胸口上，毛发是深色的，几乎是黑色。可腹部往下，粗大的下体呈拱形勃起的地方，毛发是鲜明的金红色，像一朵小小的云。
 “那么骄傲！”她心神不定地喃喃着，“还那么威严！现在我算知道男人为什么总那样专横了！但他很可爱，真的。像另一种生物似的！还有点儿吓人！……”她把下嘴唇噙在牙齿中间，既恐惧又兴奋……
 “躺下！”他说，“躺下！让我来！”
 他现在很着急。
 之后，等他们平静下来，女人不禁又揭开男人的被单，观察那神秘之处。
 “现在他这么小，软软的，像是生命的嫩芽！”她说着，把又小又软的阳具握在手里……“你这里的毛也很可爱！真是，真是不一样！”
 “那是约翰·托马斯的毛，不是我的！”他说。
 “约翰·托马斯！约翰·托马斯！”她迅速亲了亲软掉的阳具，它便又精神起来了。
 “唉！”男人叹息着，几乎带着疼痛舒展着身体，“他扎根在我的灵魂里，那个绅士！有时我不知道要拿他怎么办。唉，他有自己的意愿，要合他心意可不容易。可我也不愿让他死。”
 “怪不得男人总是很怕他！”她说，“他真太可怕了。”
 颤抖划过男人的身体，而意识流再一次改变方向，向下冲去。他完全无助，任凭它在缓慢、轻柔的波动中变得充实、汹涌、坚硬、勃然而起，自负地挺立，姿态如同一座古怪的塔。女人看着，也微微地颤抖。
 “快来！抓住他吧！他是你的了。”男人说。
 她颤抖着，自己的意识融化了。他进入她时，无法言说的快乐如同猛烈而柔和的浪潮，冲刷过她的身体，令人溶解的震颤一阵阵传播开来，直到她冲上那最后的、令人盲目的巅峰。
 以上场景，加上其他描写亲密场景的段落，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被贴了30年“淫秽”的标签；但1959年，一位联邦大法官受到1957年最高法院对罗思一案判决的影响，取消了对该书的禁令，并承认该书作者D.H.劳伦斯是个天才。
 劳伦斯要是还活着，无疑会双手赞同这观点，不过1928年小说完成后，也是他去世两年前，他听到的评价更多是说他是个令人不快的色情作家、性瘾者。作品被某个英国评论家说成是“败坏我国文学的最为邪恶的污水，搜遍法国色情文学的臭水沟，也找不出这样粗俗恶心的作品”。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的第十本，也是最后一部小说，描写了一位性欲得不到满足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一战”中受伤的贵族，专横而性无能；她与一个猎场看守偷情，怀了他的孩子，为他离开了原来的丈夫、家庭和社会地位。虽然故事主题是通奸，劳伦斯却认为这是一本讲述肉体之爱的积极的书，能够帮助清教徒把思想从“对身体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他觉得几百年来对于性爱的模糊处理让思想“停滞不前”，不能“对性怀有应有的尊敬，对身体的奇特经历也没有相当的敬畏”；所以他创造了查泰莱夫人，一位性觉醒的女主角，敢于拿走情人腰下那片无花果树叶，观察神秘的男性。
 尽管描绘裸体的女性早已成了画家和色情文学作者的特权，阳具却通常被模糊处理，或者经过美化，勃起时也从来不出现；但劳伦斯就打算写一部“男性性器官的小说”。在书里查泰莱夫人也经常全神贯注地看着情人的下体，用手指抚摸，用乳房爱抚，用嘴唇触碰，她把它拿在手里，看着它变大，她还伸手到下面去抚弄，感受那奇特的、软软的重量；她的惊叹从劳伦斯笔下发出，唤起了成千上万男性读者的性欲，他们想象着查泰莱夫人凉凉的手指抚摸过自己肿胀发热的器官，也通过自慰间接体会到作为她情人的快感。
 情色文章可能导致自慰，这已足够让劳伦斯的小说引起争议；更有甚者，通过猎场看守的角色，劳伦斯探索了男性对阳具的敏感和心理疏离——它几乎有自己的意志，有超越自身大小的野心，它常常让人尴尬，因为它有需求、有痴迷，还有不能预测的天性。男人有时觉得阳具控制了他们 ，将他们导向歧途，引得他们在晚上哀求女人的欢心，白天却宁愿忘记那女人的名字。它有时贪得无厌，有时惶惶不安，却时刻要求证实自己的能力，让男人常遭遇不必要的难题和频繁的拒绝。它既敏感，又伸缩自如，不论白天黑夜，只要一点点哄骗就能上钩。它虽然未必技巧熟练，却坚实地运作了几百年，无止境地探索、感受、扩张、刺探、插入、搏动、萎缩，想要更多。它从不隐瞒自己好色的本性，它是男人最诚实的器官。
 它也是男性缺陷的代表。它不平衡、不对称、晃里晃荡，还很丑。在公共场所露出来就是“有伤风化的暴露”。即使用石头做成，它依旧十分脆弱。世界上各大博物馆都有很多大力士形象的雕塑，阳具却是有伤痕、缺损，甚至完全断掉的。没被损害的阳具可能只有那些不合比例、特别小的，是雕塑家为了不伤及器官不够大的赞助人而特意制作的。宗教作品中，阳具经常被描绘成蛇的形象，被圣母玛利亚用脚踩住；11世纪以来那些发誓独身的神父，也强硬地拒绝过它贪婪的引诱。教会向来认定自慰是罪恶的，并且长期推荐教区未婚的男性居民冲冷水澡，以浇灭激情燃烧的第一缕火苗。
 虽然犹太——基督教传统的道德力量和法律都试图净化阳具的作用，将它的种子限制在神圣的婚姻仪式里，可阳具天然就不是个专一的器官。它不懂什么道德规范。造物主就把它设计成喜欢浪费，它渴求多样性，除了阉割，什么也消灭不了妓女、偷情、通奸和色情书刊的魅力。
 色情书刊格外吸引着那些没钱找妓女或情妇的男人、因为害羞或太丑而勾引不到女人的男人、暂时与女人隔绝（被关在监狱里或住院）的男人，还有想要对婚姻忠诚的男人——他们在各方面都忠诚，除了对着杂志幻想而达到高潮的时候，以及做爱时想象着妻子是别的女人的时候。这叫“映像叠加”，是世界上最常见也最隐秘的出轨，而且不需要色情作品的刺激。
 每天，阳具都被街上、商店里、办公室里、广告牌上和电视广告里的性感场面击中：金发模特从管子里挤奶油时暧昧的眼神；旅行社的前台接待员真丝衬衫里若隐若现的凸起；商场里坐自动扶梯时穿着紧绷绷牛仔裤的屁股；化妆品柜台散发出的香味——这是动物吸引伴侣时生殖器发出的味道。
 城市提供了部落丰收舞蹈的现代版本，一场性爱的狩猎，很多男人感到了要不断证明自己猎手本能的压力。阳具总被看成武器，其实也是负担，是男性的诅咒。它让一些人成了老色鬼、窥淫狂、暴露狂和强奸犯。它催着男人参军打仗，让不少人早逝。它愚蠢的诱惑催生了婚姻不和谐、离婚、儿女分离、赡养费等问题。它在高层人士中的肆意妄为引出了政治丑闻，政府也为之崩溃。它带来了痛苦，甚至有男人选择彻底摆脱它。
 但大多数男性，像猎场看守一样，承认自己无法杀死它。虽然用劳伦斯的话说，它象征了“对身体的恐惧”，却依旧扎根于男性的灵魂，若它没有能力，男人便不能真正活着。没有它，查泰莱勋爵便被一个下等人夺去了夫人。
 查泰莱勋爵是战争的受害者，是在佛兰德战场上报效国家时瘫痪的，而妻子背他而去，投向好色的猎场看守的怀抱，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这让整个故事更有悲剧性，更加淫荡。1928年，劳伦斯完成《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最后一稿时，他的出版商和经纪人都拒绝与该书扯上关系。
 其他出版商也拒收稿件，劳伦斯便把手稿带去了佛罗伦萨，意大利的印刷商愿意帮助他。他们一个英文也不认识，听到劳伦斯口述书中的性爱场景时也波澜不惊——“我们每天都这么做呀！”一个印刷商人说。在他们的帮助下，劳伦斯出版了一千册精装限定版。这些书被偷运回英国，在他的朋友和一些读者间流传。许多人好奇批评家口中“污秽的深渊”和“英国文学中最下流的书”是什么样的，更加盼望一睹这部作品。
 第一版很快卖空，开始第二次印刷。随即苏格兰场开始搜查劳伦斯朋友的住处，没收书籍，使得该书在英国更加稀少。还有人提醒审查者，说美国纽约的海关官员也截获了几船私运的书本，据劳伦斯说还转卖给了黑市商人。这些书里有的是通过照片翻印的、模糊不清的便宜货，有些则是像经文或赞美诗一样有着黑色封面的精装本。
 虽然劳伦斯对盗版像对审查一样恼火，因为两边都剥夺了他的作者权利，但多数仰慕他的读者都很感谢盗版书商，提供了意大利印刷商无法给他们的作品；虽然像塞缪尔·罗思这样私自传播、销售该书的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却也因为卖劳伦斯的作品付出了代价。30年代罗思就两次因为交易该书入狱，这些事加上其他贩卖非法作品的行为，都是罗思1956年被判服刑五年的诱因，直到1959年夏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被宣布合法之后，罗思依然在牢狱之中。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解禁是在美国邮政部被起诉之后，起诉人是个颇为浪漫激进的年轻人，巴尼·罗塞特，在格林威治村有家先锋出版社，叫格罗夫出版社。罗塞特要是早生十年，可能会像罗思一样坐牢，因为他也像罗思一样热爱独立，憎恨审查制度。但罗塞特运气好，他出版情色书籍的时候美国已经对生活和文学中的性更为宽容；而且罗塞特的生意还有额外的提携，因为和罗思不一样，他生在富有家庭，掌握着资源，能在法庭上以震慑人心的气势替自己出版的书辩护，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以及其他有感官描绘的书和电影，都是格罗夫出版社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发行的。
 罗塞特家富有的源头是他父亲。他父亲是个野心勃勃的芝加哥银行家和商人，是给香槟瓶子做木塞的倒霉俄国犹太人的后代；“二战”时，为了表现自己的显赫地位和爱国心，他把游艇捐给了美国海军。罗塞特的母亲1921年赢了一场选美比赛，引起了银行家的注意，并娶了她。她父亲是个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好战分子，从戈尔韦被流放出国，在密歇根州做水管工，说盖尔语[34] ，极度瞧不起英格兰人，屋子里都不能见红色，因为红色让他想起穿红衣的英军士兵。巴尼·罗塞特是独生子，也知道母亲的反犹倾向，听见她私下里说过芝加哥犹太邻居的坏话，这让他不禁想到母亲对犹太人的厌恶，会不会也有一部分是针对他的。
 少年时他敏感、多动、充满叛逆心。私立学校里，他参与编辑了一份叫《反一切》的报纸，还参加过在影院外面抗议放映《乱世佳人》的活动，因为电影有歧视黑人之嫌。虽然他身材矮小，戴着厚厚的眼镜，却是高中橄榄球队里的明星中卫，还和班上可能最漂亮的姑娘约会过。高年级时他还担任班长，是圈子里第一个会开车的，车子是崭新的帕卡德米色敞篷车。他也是他圈子里第一个买到非法版本《北回归线》的。
 1940年，他是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新生，写了一篇关于亨利·米勒的文学论文，得了B——；第二年，他被学校里的贵格会烦得坐立不安，转学去了芝加哥大学。三个月之后，他还是不满意，又去了洛杉矶，进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不到一年，1942年10月，他又参了军，后来还成了通信兵部的少尉，被派到中国执行摄影任务。在中国他有时也大胆跑出边界，不得不被同行的军官限制行动。
 战争结束后，罗塞特回了家，从芝加哥大学拿了哲学学士学位，和别人共同买了一架小型飞机，可以从天空俯瞰城市的摩天大楼，还同一位想当画家的金发社交名媛有了风流事。那时这种事为社会所不齿，两个人却照旧堂而皇之地同居，一开始在纽约，后来去了法国；1949年他们最终在普罗旺斯结婚的时候，爱情基本已经完了。
 回到纽约，她慢慢疏远了罗塞特，跟了一个生计艰难的犹太表现主义抽象派画家。罗塞特也很快结识、娶了布伦塔诺书店里的女店员，她父亲“二战”时是德军的情报官。罗塞特再婚时是1953年，一年以后，他收购了格罗夫出版社，开始出版有才能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要么不够商业化，要么不够传统，要么让美国的大出版商觉得太标新立异，却正好迎合了罗塞特兼收并蓄的口味和喜爱冒险的天性。
 与罗塞特签约的作家有让·热内、萨缪尔·贝克特、欧仁·尤内斯库、阿兰·罗伯——格里耶、西蒙娜·德·波伏娃，还有其他欧洲人和住在巴黎的文学流亡者。那时巴黎还是西方文化的首都。罗塞特待在巴黎的时间相当之久，不光是为了和法国经纪人、出版商谈版权，以在美国出版他欣赏的小说和剧本，也是为了结识在巴黎的年轻美国人：这些人有的编写文学杂志，有的写小说，有的只是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里度日、感受着海明威所谓“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的意蕴。在那个特定的时空，巴黎有独特的社会与文艺自由，这大部分要归功于一个人，一个胆大包天的出版商，莫里斯·吉罗迪亚，因为他，美国人才能在巴黎买到因为太过露骨写实而无法在本国出版的英文书。
 莫里斯·吉罗迪亚和罗塞特一样，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天主教徒。罗塞特在巴黎见到了他，不久两人便十分亲近，互相欣赏对方的职业。吉罗迪亚的公司叫奥林匹亚出版社，1953年成立，率先用英语出版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J.P.唐利维的《红头发的人》、波利娜·雷阿日的《O娘的故事》、威廉·巴勒斯的《裸体午餐》，以及特里·萨瑟恩与梅森·霍芬伯格合著的《糖》。像罗塞特一样，吉罗迪亚冲动、大胆，受到被他称作“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且痛恨资产阶级精神的一切表现形式。虽然他在巴黎也出版了一部分传统书籍——吉罗迪亚出版过政治论文集、法语版的俄国文学名著，甚至还有专讲编织工艺的杂志——但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与自由派观点联系在一起。他贡献给文学界最为肉欲的作品是《用张开的嘴》《肉体战车》和《白色大腿》之类的小说。
 最后一本署的是假名弗兰西斯·伦格尔，作者实际上是意大利——苏格兰的天才作家亚历山大·特罗基，也是面向巴黎读者的英语文学季刊《梅林》的编辑。吉罗迪亚还出版了一部叫《淫欲》的冒险小说，作者是英国诗人克里斯托弗·罗格，用了吉罗迪亚提议的笔名帕尔米洛·维卡里昂伯爵。吉罗迪亚还把《糖》的作者写成“马克斯韦尔·肯顿”，因为该书的美国合著者特里·萨瑟恩觉得，要是自己的名字与这个威斯康星州放纵少妇的故事连在一起，他刚刚写好交给美国出版商的童书的出版机会就要大减。
 其他因为种种原因想要匿名的作家也会给吉罗迪亚投稿，用“马克思·范·海勒”“迈尔斯·安德伍德”和“卡门西塔·德拉斯·路纳斯”之类的名字。因为企业管理松散，吉罗迪亚时常缺钱。缺钱时，他就给法国和海外的广大客户群邮寄产品广告，里面写着新作品即将出版，还有性爱小说诱人的情节简介，怂恿大家出钱买；等收到足够数目的订金，他就找个作家写一本小说，情节多少按他的说法炮制就行。
 “我那时乐在其中。”后来在回忆录里，他回顾自己在战后巴黎飞速增长的生意时说道，“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正在被色情的舰队攻击、入侵、渗透、包抄和征服。英格兰狄更斯时代的学校教师们因为无助的愤怒而痉挛，大法官的假发下也毛发直竖，纽约和伦敦的黑市上，我们的绿皮书价格简直要一路涨上天去。”
 吉罗迪亚在巴黎指挥着“色情的舰队”。虽然他的法国姓氏取自信天主教的母亲，他所跟随的却是父亲多年前规划的航向。他父亲名叫杰克·卡亨，是个英国犹太人，直到1939年去世之前，他一直不懈地侨居在巴黎写作、出版当时被认为是淫秽的英文书。
 杰克·卡亨出生在曼彻斯特，“一战”时还是年轻的英国士兵，伊普尔战役中因为德军的毒气弹肺部受了伤。但战后，他此前对德军的轻蔑让位给了对英国的幻想破灭，他厌恶英国那种严苛的规范和长久不衰的维多利亚风尚。早在政府长篇大论地批判D.H.劳伦斯之前，卡亨就抛下了英国，与热辣的法国妻子来到了欧洲大陆，后来创建了方尖碑出版社，与亨利·米勒成了朋友，也是《北回归线》的第一个出版商。
 除了出版自己那些不够正派的小说，卡亨还出版了西里尔·康诺利、阿内斯·尼恩的作品，[35] 还有弗兰克·哈里斯的《我的生活与爱》，乔伊斯的诗歌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以及劳伦斯·都瑞尔[36] 的第一部小说《黑书》。但1939年写完《书贩子的回忆录》之后不久，卡亨就去世了，留给20岁的儿子莫里斯几张没付的酒单，以及继续经营方尖碑出版社的挑战。
 有一阵，吉罗迪亚的生意就靠在巴黎的美国老兵支撑，他们大量购买米勒和哈里斯的作品，和芬妮·希尔的“回忆录”。但后来莫里斯·吉罗迪亚出版了法国抵抗运动人士写的内幕自述，直指公共官员与商业巨头相勾结，给自己树立了政敌；虽然法国法院认为吉罗迪亚不构成诽谤罪，但之后他便感觉做出版树大招风，十分脆弱，而且很快就有检查的人上门来问淫秽书刊的事。
 一开始他被问到米勒的作品，这事已多年没人提了，然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又在出版很久后被公布为淫秽作品。后来又有人反对让·热内的《鲜花圣母》和奥布里·比亚兹莱写作并插图、以维多利亚时期为背景的《在山下》。
 突然间，吉罗迪亚觉得法国的自由传统——流血革命换来的遗产，正在被政府内的反动势力颠覆；还有几个住在巴黎的政治观察家和记者也这么想。其中一个，大卫·舍恩布伦，就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连遭军事失败，使很多爱国者觉得法国缺乏纪律，自由太多，随意过多抽干了国家的活力，有必要重新恢复秩序、权威与旧式道德。
 清洗色情作品通常是右翼专制政府上台的信号——30年代希特勒上台时，最早的举措就是禁止裸体露营、查禁性爱指导书《完美婚姻》——50年代后半期对吉罗迪亚屡次骚扰，预兆了戴高乐将军和他严厉、虔诚的妻子上台掌权。在戴高乐影响之下，天主教会和军队享受到了更多的特权和影响力，很快，莫里斯·吉罗迪亚就成了他口中资产阶级极端主义“自命不凡价值观”的受害者。关于法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所有的欢乐都离开了这个国家，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让巴黎赶走了最后一批年轻艺术家和游荡者；这城市外表干净，政府的法令将它粉饰一新，但它的精神已经死灭，俗世的盛宴也已告终。”
 吉罗迪亚关掉了奥林匹亚出版社的巴黎办公室，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罗思一案带来了新的淫秽作品定义，将左岸文学界的欢乐景象传到了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旧金山的北滩，洛杉矶的威尼斯海滩，再到芝加哥的近北区。意式咖啡馆在各大城市里遍地开花，“垮掉一代”的作家和诗人佳作不断，热内和贝克特的平装书在大学书店里热销，在法国依然遭禁的《洛丽塔》在美国已经合法化，1958年由G.P.帕特南之子出版社[37] 出版，一年后，巴尼·罗塞特的格罗夫出版社就印刷发行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法国人还在追随旧日的英雄，美国人却日渐厌倦他们 上了年纪的将军，戏仿着艾森豪威尔对白宫媒体含混错乱的讲话。1960年，美国人还感到了冒犯和难堪。这年苏联指控美国的间谍飞机在其领土上空巡逻，艾森豪威尔驳回了这一说法，结果后来一架美国U-2战机被苏联击落，飞行员被俘——暴露了他的欺骗行为。
 这件事加上一系列其他事件，让公众越来越怀疑美国领导层的正直和权威，这件事也标志着年轻一代正在背离过去的政策和实践。就像U-2战机的飞行员向敌人坦白、背弃了军队的传统——这种行为在艾森豪威尔当将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无数年轻的美国人现在也抛弃了父母那一辈的规矩和拘谨，开始铸造新的社会，一个没有那么多秘密、更加开放、不再墨守成规的社会——一个很快就会要求校园里有言论自由、谴责种族主义、在越南战争期间烧掉征兵卡的社会。虽然类似这样的反抗行为大多被历史标记在60年代中晚期，最初的地震其实从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就开始了；而且分裂潮流的源头几乎都与性有关。
 1959年，一个叫拉斯·迈尔的电影制作人——以前他是给男性杂志拍女人半裸照的摄影师——拍了一部名为《蒂斯先生的邪念》的电影。影片中出现了好莱坞女星裸露的胸部和臀部。迈尔利用了刚刚变宽松的淫秽作品法，在全国几家艺术影院放映了自己的影片，观影群体远远大于通常会来的寂寞男性。迈尔的电影投资仅仅2.4万美元，却挣回了100万美元的利润。这很快就催生了几十部跟风展示裸体的影片，在美国开发了市值数百万美元的“裸体色情片”市场。
 虽然伦尼·布鲁斯的夜总会表演还是总被警察突袭，对他淫秽罪的指控却屡屡被上诉法院驳回，他便能继续高谈阔论地批驳美国的伪善，为色情作品的言论自由辩护，恶意猜测、嘲弄审查者和神职人员的性生活（直到1966年吸毒而死）。
 曾经裸女照片几乎无一例外地登在男性杂志上，1960年，《时尚芭莎》刊登了理查德·埃夫登[38] 摄影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金发的社交名媛——克里斯蒂娜·保罗齐，这照片让社交名人录[39] 删除了她的名字，却把她扶成了媒体名人，《时尚芭莎》也高调地成了时尚风向标。
 全国上下，普通的中产阶级对于电影和杂志中的裸体不再那么大惊小怪，对海滩上暴露的比基尼也更能接受了。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无疑是《花花公子》杂志。这是杂志创刊第七年，怀着对更大自由的支持、不遗余力推广比基尼的决心，杂志卖得更公开、更火爆，不仅城里的报摊，连小镇的杂货店里都在卖。杂志也吸引了全国的广告商，因为它抓住了很大一部分利润丰厚的年轻人市场——四分之一的杂志卖到了大学校园里。许多年长的美国人对杂志内容还有抗拒心理，但也对其商业成就印象深刻；现在对传播类似期刊的人，陪审团定罪也不如以前严格了，甚至在戴利市长执政的芝加哥市都是这样。
 1959年，芝加哥的反色情小队逮捕了55个报纸摊贩，指控他们贩卖色情杂志。法庭上，由五位女性和七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某个教会团体一直坐在法庭上，拿着玫瑰念珠默默祈祷，陪审团完全不为所动——投票认定被告无罪。当陪审团宣布达成一致的时候，法官好像惊呆了，然后从座位上向前倒下，被迅速送往医院。他犯了心脏病。
 1960年，海夫纳的财富日益增长，他买下了一座价值37万美元、有48个房间的维多利亚式豪华大宅，就位于高级的湖滨大道附近，又花了25万美元翻新装修、置办家具，比如一张圆形可旋转的大床。这座宅子成为海夫纳不断扩张的帝国的心脏。这一年，他还在芝加哥开办了第一家花花公子俱乐部，请了新晋的黑人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墙上装饰着珍妮·皮尔格林和黛安娜·韦伯等拉页情人的海报。最早来俱乐部的顾客里，就有刚满21岁、待业的哈罗德·鲁宾。
 像是为了正式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那爷爷级别的时代脱离出来，宣布新一代必然的崛起，1960年11月，美国选出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43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
 在他简短而戏剧化的任期内——其间他试图进攻古巴而失败，不过成功地对苏联进行了海上封锁，刚果、柏林和东南亚有种种危机，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麻烦不断——他还是找时间成立了美国和平队，在国内推广身体健康和健康意识，去纽波特航行，穿着游泳裤出现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周围是崇拜他的女性。他让白宫笼罩上了魅力的光辉，有幸同享这光辉的人将终生铭记。
 他演讲时说的每句话、公共场合下做的每件事、私下里读的每本书，在那个赶时髦的时代都有令人惊叹的影响力。他公开表示喜爱伊恩·弗莱明[40] 的间谍小说，弗莱明作品的销售量就上升；他让吸雪茄成了地位的象征；他因为背痛而特制的摇椅，甚至也很快成了家具厂商争相模仿的热捧样式。
 他个人如此受欢迎，当然有一部分是他年轻时尚的妻子杰奎琳贡献的。她是全世界被拍照最多的女人，另外，也是无数男性杂志读者的幻想对象。美国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么多男人偷偷渴慕着总统夫人；可任凭她这样美貌动人，也拦不住丈夫对别的女人感兴趣。他虽然信仰罗马天主教，却不甘于守着一个伴侣；他是天主教里的精英成员、家财万贯的信徒，像父亲一样与红衣主教常常来往，但天主教扼杀可怜教民性生活的禁欲理论，他才不感兴趣。
 虽然他的不贞行为没有上过报纸，谣言却长盛不衰，记者们认为他的情人包括但不限于：两位好莱坞女演员，一位住在波士顿拉德克里夫学院的研究生，一位在白宫工作的漂亮秘书，一位通讯公司总裁温文尔雅的小姨子，还有位住在洛杉矶的可爱离婚女人。之所以在60年代这些情人里没有一个被曝光，使他避免让这种秘密的爱好发展为丑闻，是因为他不像以前的某些总统眷恋于一人，他对单一情妇没有兴趣，他喜欢多样的新鲜感，而且据一位与他熟络的记者说，他做爱就像在游泳池里游个来回那样轻松自如——不是说他对共享床笫之欢的女人不够喜爱，而是性交对他而言，并非纠缠不清、复杂沉重的承诺。性交是纵情享受纯粹的欢乐，是项健康的运动，能消除紧张情绪，产生真正活着的愉悦心情。肯尼迪是位——D.H.劳伦斯可能会这样说——阳具总统。
 且不论他的性爱风格多么能代表60年代，一些白宫助理和政治同盟对他的行为嘴上不说，心里却默默骇然。有些人多年以来习惯了总统应该是个老人，对肯尼迪和其他支持“新边疆”[41] 的内阁成员那年轻旺盛的性欲惊讶不已。
 1960年，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也是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得到了白宫的工作。她本以为这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理想主义获得的，却发现肯尼迪和他的几个男性副手只是看上了她的身体，这让她失望不已。另一位白宫秘书也随总统去过竞选旅行，杰奎琳不在时，也与总统度过了许多私人时间。1963年，她渐渐为焦虑侵蚀，因为她害怕媒体很快就会曝光他的风流韵事，和她的涉身其中，以致后来，当听到他在达拉斯死去的噩耗，她的第一反应是松了口气。现在他英武潇洒的领导者形象可以保全下来了，不会因为私生活被人爆料而染上污点。
 肯尼迪被刺身亡之前，《时代周刊》驻华盛顿的记者休·西德尼已经写好了白宫内放荡主义盛行的文章，但此文只是交给纽约编辑的机密备忘录。在备忘录中，西德尼写到，肯尼迪政府奢侈淫荡的作风有时让人想起古罗马的享乐主义，这也给他的报道工作造成了困难，因为一到晚上或周末，政府发言人好像就都忙着在华盛顿或别的地方参加社交活动，连影子也见不着。备忘录还补充说，某个周末，肯尼迪和内阁成员都在棕榈滩，连总统年迈的母亲罗丝·肯尼迪也成了狂欢的一员，带着男伴参加了派对——西德尼偶然听到，这位男伴被人称作她的“小白脸”。
 虽然只有《时代周刊》的工作人员能看到这份材料，休·西德尼却被请到了总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办公室里，震惊地听到他愤怒的声音：“我们可以告你诽谤。”罗伯特·肯尼迪的桌上放着一份备忘录的副本。西德尼要求知道肯尼迪得到文件的途径，回答却只说是有人送来的。现在，西德尼感到了愤怒，他道歉说不该轻率称罗丝·肯尼迪的男伴为小白脸，但他不肯撤回报告中任何其他内容，比如说政府的现状“令人作呕”，还说“政府不该这样运转，你们也不该鼓励它这么运转”。
 《时代周刊》要是发表了西德尼的备忘，读者大概会有很热烈的反应，特别是住在远离东海岸小城镇里的人。因为肯尼迪虽然带来了兴奋和积极变化，中产阶级还是有些伤感，觉得变化太快了，南方有太多静坐示威，华盛顿有太多没邀请他们的派对。肯尼迪家族造成了一类排他的“内部”群体，成员是俊男美女、电影明星、哈佛教授和有钱的自由派人士，他们在哪儿都想推行民主，除了在自己治安良好的城区，以及新英格兰、汉普顿的私人海滩上。
 追求年轻的风气让许多三十几岁的美国人感到自己太老了，尤其是副经理级别的人。他们心系公司，认为智慧会随着年龄增长，但进入这个新人物层出不穷、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时代，他们突然就感到迷茫无措、跟不上变化了。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60年代再回母校，不由得被母校的新自由震惊。未婚的女学生，有些还率先使用了避孕药，公开与年轻男人同居，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自由，全不顾几年前这样做会立即被开除。60年代的男学生也似乎全无礼仪的概念，不打领带，对年长的人也不尊重；他们一副轻松自信的神态，可能觉得有了最新技术的知识，加上老一辈很快要被淘汰，自己的事业一定能走捷径到达成功。
 年长的毕业生虽然恼火这种态度，却也羡慕他们享受的新自由，恨不得自己年轻几岁，好在这自由中纵情声色。其中有一个人，他的情感可说是代表了几千个30岁出头的男人——后来他受到诱惑，有了一次超越想象的感官体验。当下，他还是个平凡的、小心翼翼的保险经理，名叫约翰·布拉洛。